越是功利的年代,越应该注重人文素养的提升,多读书

来源:少年商学院 | 2017-09-27 08:39:58
文 | 龙应台

越是功利的年代,越应该注重人文素养的提升,多读“无用之书”。今天我们与您分享著名作家龙应台在台湾大学法学系的一场演讲,分别深入探讨阅读文学、历史、哲学的价值和意义,希望对大家引导孩子的阅读方法有所启发。

文学——白杨树的湖中倒影

让人顿悟“美”

在台湾,我大概一年只做一次演讲。今天之所以愿意来跟法学院的同学谈谈人文素养的必要。人文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暂时接受一个非常粗略的分法,就是“文”“史”“哲”,三个大方向。

先谈谈文学,指的是最广义的文学,包括文学、艺术、美学,广义的美学。为什么需要文学?了解文学、接近文学,对我们形成价值判断有什么关系?如果说,文学有一百种所谓“功能”,而我必须选择一种最重要的,我的答案是——德文有一个很精确的说法——macht sichtbar,意思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

在我自己的体认中,这就是文学跟艺术的最重要、最实质、最核心的一个作用。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人熟不熟悉鲁迅的小说?他的作品对我们这一代人是禁书。没有读过鲁迅的请举一下手?(约有一半人举手)

鲁迅的短篇《药》写的是一户人家的孩子生了痨病。民间的迷信是,馒头沾了鲜血给孩子吃,他的病就会好。或者说《祝福》里的祥林嫂,祥林嫂是一个唠唠叨叨的近乎疯狂的女人,她的孩子给狼叼走了。

让我们假想,如果你我是生活在鲁迅所描写的那个村子里头的人,那么我们看见的,理解的,会是什么呢?祥林嫂,不过就是一个让我们视而不见或者绕道而行的疯子。

而在《药》里,我们本身可能就是那一大早去买馒头,等看人砍头的父亲或母亲,就等着要把那个馒头泡在血里,来养自己的孩子。再不然,我们就是那小村子里头最大的知识分子,一个口齿不清的秀才,大不了对农民的迷信,表达一点不满。

但是透过作家的眼光,我们和村子里的人生就有了艺术的距离。在《药》里头,你不仅只看见愚昧,你同时也看见愚昧后面人的生存状态,看见人的生存状态中,不可动摇的无可奈何与悲伤。在《祝福》里头,你不仅只看见贫穷粗鄙,你同时看见贫穷下面,“人”作为一种原型,最值得尊敬的痛苦。

文学,使你“看见”。

我想作家也分成三种吧!坏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这是三个不同层次。

文学与艺术,使我们看见现实背面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在这种现实里,除了理性的深刻以外,还有直觉的对“美”的顿悟。美,也是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

假想有一个湖,湖里当然有水,湖岸上有一排白杨树,这一排白杨树当然是实体的世界,你可以用手去摸,感觉到它树干的凹凸的质地。这就是我们平常理性的现实的世界,但事实上有另外一个世界,我们不称它为“实”,甚至不注意到它的存在。

水边的白杨树,不可能没有倒影,只要白杨树长在水边就有倒影。而这个倒影,你摸不到它的树干,而且它那么虚幻无常:风吹起的时候,或者今天有云,下小雨,或者满月的月光浮动,或者水波如镜面,而使得白杨树的倒影永远以不同的形状,不同的深浅,不同的质感出现,它是破碎的,它是回旋的,它是若有若无的。

但是你说,到底岸上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还是水里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然而在生活里,我们通常只活在一个现实里头,就是岸上的白杨树那个层面,手可以摸到、眼睛可以看到的层面,而往往忽略了水里头那个“空”的,那个随时千变万化的,那个与我们的心灵直接观照的倒影的层面。

文学,只不过就是提醒我们:除了岸上的白杨树外,有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更真实存在,就是湖水里头那白杨树的倒影。


哲学——迷宫中望见星光

让人学会发问

哲学是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哲学?

欧洲有一种迷宫,是用树篱围成的,非常复杂,你进去了就走不出来。不久前,我还带着我的两个孩子在巴黎迪士尼乐园里走那么一个迷宫,进去之后,足足有半个小时出不来,但是两个孩子倒是有一种奇怪的动物本能,不知怎么的就出去了,站在高处看着妈妈在里头转,就是转不出去。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处境,当然是一个迷宫,充满了迷惘和彷徨,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出路何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尤其是“解严”后的台湾,价值颠倒混乱,何尝不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迷宫里,每一条路都不知最后通向哪里。

就我个人体认而言,哲学就是,我在绿色的迷宫里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晚上降临,星星出来了,我从迷宫里抬头望上看,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哲学,就是对于星斗的认识,如果你认识了星座,你就有可能走出迷宫,不为眼前障碍所惑,哲学就是你望着星空所发出来的天问。

掌有权力的人,和我们一样在迷宫里头行走,但是权力很容易使他以为自己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路,而且还要带领群众往前走,而事实上,他可能既不知道他站在什么方位,也不知道这个方位在大格局里有什么意义;他既不清楚来的走的是哪条路,也搞不明白前面的路往哪里去;他既未发觉自己深处迷宫中,更没发觉,头上就有纵横的星图。

这样的人,要来领导我们的社会,实在令人害怕。其实,所谓走出思想的迷宫,走出历史的迷宫,在西方的历史里头,已经有特定的名词,譬如说,“启蒙”,十八世纪的启蒙。所谓启蒙,不过就是在绿色的迷宫里头,发觉星空的存在,发出天问,思索出路、走出去。对于我,这就是启蒙。

所以,如果说文学使我们看见水里白杨树倒影,那么哲学,使我们能藉着星光的照亮,摸索着走出迷宫。

历史——沙漠玫瑰的开放

使人的眼界升级

我把史学放在最后。历史对于价值判断的影响,好像非常清楚。鉴往知来,认识过去才能以测未来,这话都已经说烂了。我不太用成语,所以试试另外一个说法。

一个朋友从以色列来,给我带了一朵沙漠玫瑰。沙漠里没有玻瑰,但是这个植物的名字叫做沙漠玫瑰。拿在手里,是一蓬干草,枯萎的、干的、死掉的草,这样一把,很难看。

但是他要我看说明书。说明书告诉我,这个沙漠玫瑰其实是一种地衣,针叶型,有点像松枝的形状。你把它整个泡在水里,第八天它会完全复活,把水拿掉的话,它又会渐渐干掉,枯干如沙,把它再藏个一年两年,然后哪一天再泡在水里,它又会复活。这就是沙漠玫瑰。

好,我就把这个团枯干的草,用一个大玻璃碗盛着,注满了清水,放在那儿。从那一天开始,我跟我两个宝贝儿子,就每天去探看沙漠玫瑰怎么样了。

第一天去看它,没有动静,还是一把枯草浸在水里头,第二天去看的时候发现,它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已经从里头往外头,稍稍舒展松了,而且有一点绿的感觉,还不是颜色。

第三天再去看,那个绿的模糊的感觉已经实实在在是一种绿的颜色,松枝的绿色,散发出潮湿青苔的气味,虽然边缘还是干死的。它把自己张开,已经让我们看出了它真有玫瑰形的图案。

每一天,它核心的绿意就往外扩展一寸。我们每天给它加清水,到了有一天,那个绿色已经渐渐延伸到它所有的手指,层层舒展开来。

第八天,当我们去看沙漠玫瑰的时候,刚好我们邻居也在,他就跟着我们一起到厨房里去看。这一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完整的、丰润饱满、复活了的沙漠玫瑰!我们三个疯狂大叫出声,因为太快乐了,我们看到一朵尽情开放的浓绿的沙漠玫瑰。

这个邻居在旁边很奇怪地说,“这一把杂草,你们干嘛呀?”我楞住了。

是啊,在他的眼中,它不是玫瑰,它是地衣啊!你说,地衣再美,美到哪里去呢?他看到的就是一把挺难看、气味潮湿的低等植物,搁在一个大碗里;也就是说,他看到的是现象的本身定在那一个时刻,是孤立的,而我们所看到的是现象和现象背后,一点一滴的线索,辗转曲折、千丝万缕的来历。

于是,这个东西在我们的价值判断里,它的美是惊天动地的,它的复活过程就是宇宙洪荒初始的惊骇演出。我们能够对它欣赏,只有一个原因——我们知道它的起点在哪里。知不知道这个起点,就形成我们和邻居之间价值判断的南辕北辙。

不必说鉴往知来,我只想告诉你沙漠玫瑰的故事罢了。对于任何东西、现象、目题、人、事件、如果不认识它的过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现在到底代表什么意义?不理解它的现在,又何从判断它的未来?


对于历史我是一个非常愚笨的、非常晚熟的学生。四十岁之后,才发觉自己的不足。写“野火”的时候,我只看孤立的现象,就是说,沙漠玫瑰放在这里,很丑,我要改变你,因为我要一朵真正芬芳的玫瑰。

四十岁之后,发现了历史,知道了沙漠玫瑰一路是怎么过来的,我的兴趣不再是直接的批评,而在于:你给我一个东西、一个事件、一个现象,我希望知道这个事件在更大的坐标里头,横的跟纵的,它到底是在哪一个位置上,在我不知道这个横的跟纵的坐标之前,对不起,我不敢对这个事情批判。

了解这一点之后,对这个社会的教育系统和传播媒体所给你的许许多多所谓的知识,你发现,恐怕有百分之六十都是半真半假的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从小就认为所谓西方文化就是开放的、民主的、讲究个人价值反抗权威的文化,都说西方是自由主义的文化。用自己的脑子去研究一下欧洲史以后,你就大吃一惊:哪有这回事啊?西方文艺复兴之前是一回事,文艺复兴之后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前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后又是一回事。

然后你也相信过“中国两千年专制”——你用自己的脑子研究一下中国历史就发现,咦,这也是一个半真半假的陈述。

中国是专制的吗?朱元璋之前的中国,跟朱元璋之后的中国不是一回事的;雍正乾隆之前的中国,跟雍正乾隆之后的中国又不是一回事的。那么你说“中国两千年专制”,指的是那一段呢?

这样的一个斩钉截铁的陈述有什么意义呢?自己进入历史之后,你纳闷:为什么这个社会给了你那么多半真半假的“真理”,而且不告诉你这些是半真半假的东西?

对历史的探索势必要迫使你回头去重读原典,用你现在比较成熟的、参考系比较广阔的眼光。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前人走过的路,但是对于过去的路有所认识,至少是一个追求。重读原典使我对自己变得苛刻起来。

有一个大陆作家在欧洲某个国家的餐厅吃饭,一群朋友高高兴兴地吃饭,喝了酒,拍拍屁股就走了。离开餐馆很远了,服务生追出来说:“对不起,你们忘了付帐。”作家就写了一篇文章大大地赞美欧洲人民族性多么的淳厚,没有人怀疑他们是故意白吃的。要是在咱们中国的话,吃饭忘了付钱人家可能要拿着菜刀出来追你的。

我写了篇文章带点反驳的意思,就是说,对不起,这可不是民族性、道德水平或文化差异的问题。这恐怕根本还是一个经济问题。比如说如果作家去的欧洲正好是二次大战後粮食严重不足的德国,德国待者恐怕也要拿着菜刀追出来的。这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体制结构的问题。

写了那篇文章之後,我洋洋得意觉得自己很有见解。好了,有一天重读原典的时候,翻到一个畅销作家两千多年前写的文章,让我差点从椅子上一跤摔下来。我发现,我的“了不起”的见解,人家两千年前就写过了,而且写得比我还好——韩非子的《五蠹篇》。

韩非子要解释的是:我们中国人老是赞美尧舜禅让是一个多么道德高尚的一个事情,但是尧舜“王天下”的时候,他们住的是茅屋,他们穿的是粗布衣服,他们吃的东西也很差,也就是说,他们的享受跟最低级的人的享受是差不多的。然后,禹当国王的时候,他的劳苦跟“臣虏之劳”也差不多。

所以,尧舜禹做政治领导人的时候,他们的待遇跟享受和最底层的老百姓差别不大,“以是言之”,那个时候他们很容易禅让,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能享受的东西很少,放弃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今之县令”——在今天的体制里,仅只是一个县令,跟老百姓比起来,他享受的权力非常大。用二十世纪的语言来说,他有种种“官本位”所赋以的特权,他有终身俸、住房优惠、出国考察金、医疗保险……因为权力带来的利益太大了,而且整个家族都要享受这个好处,谁肯让呢?

“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也”,原因不是道德,不是文化,不是民族性,是什么呢?“薄厚之实异也”,实际利益,经济问题,体制结构,造成今天完全不一样的行为。

 

看了韩非子的《五蠹篇》之后,我在想,算了,两千年之后,你还在写一样的东西,而且自以为见解独到。你,太可笑,太不懂自己的位置了。

这种衡量自己的“苛刻”,我认为其实应该是一个基本条件。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前人走过的路,但是对于过去的路有所认识,至少是一个追求。

讲到这里我想起艾略特很有名的一篇文学评论,谈个人才气与传统,强调的也是:每一个个人创作成就必须放在文学谱系里去评断才有意义。谱系,就是历史。

 

文学、哲学跟史学。文学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从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星,从而有了走出迷宫的可能;那么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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