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8年，雷曼兄弟宣布破产，继而引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十余年过去，危机的余响仍然萦绕在每一位金融从业者的心头。今天，推送一则2008年金融危机亲历者的故事，带大家回顾金融市场的跌宕起伏。文章摘自乔治·帕克的《下沉年代》，有删改。
凯文·摩尔，1998年大学一毕业就进入一家美国顶级银行工作。那一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几乎把整个华尔街拖垮；那也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废除的前一年。当时，这些对凯文都没有多大意义；多年后，他才意识到其重要性。他是培训班中最后一个被录用的——他之所以得到这份工作，是因为大学毕业生中的大部分竞争对手都向西涌向了硅谷的淘金热——他还被选为最有可能先被裁掉的人。
但凯文很快就发现银行业并不难。华尔街故意使用艰深难懂的语言来恐吓外来者，但要想成功，你只需要熟悉数学或胡说八道就可以了——熟悉前者，你可以从事交易；熟悉后者，你可以从事销售；而一个会撒谎的定量分析专家就能赚大钱。要达到最高点，你必须是个他妈的人渣，能捅死另外五十七个人——这是唯一能将他们与排在后面的十个人区分开的方法——凯文对抵达那里毫无兴趣。他的目标是工作尽可能少，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也就是经常出国旅行，享受美食、音乐、设计，交上时髦的朋友。
他一开始在金融区的银行办公室工作，每年赚八万美元，奖金八千美元。他头六年的年收入最多可能达到二十五万美元。在那之后，钱疯狂地涌来。
2001年9月11日上午，凯文正在办公室里讨论当天的交易。突然，窗外飘过一大堆纸。从建筑物的一侧，可以直接看到北塔的滚滚火焰。交易部门的所有电视都在播CNBC，这家电视台在华尔街上处于垄断地位——CNN在金融上不够稳健，BBC过于软弱和国际化，路透社没有电视台，而没有人认真对待福克斯——这时，CNBC开始播出双子塔的影像。他们说是一架小型飞机，但凯文望向窗外的撞机现场，他看得出那他妈的不可能是小型飞机。飞行路线不正常——那看起来根本完全不对劲。
他回去工作，当美国国债突然飙升时，他正在打电话——伦敦正在买入。他对电话对面的人说：“我想交易完成了。”然后撕掉了交易票据。窗外看起来仿佛一场彩带游行，燃烧着的碎屑不断飘过。火势越来越严重。交易部门的电视已切换到CNN，突然间，直播视频中飞过第二架飞机。天哪，另一架他妈的飞机！然后……轰。感觉就像地震。
“所有人保持镇定。”交易部门负责人说。
“我才不会保持镇定，”凯文说，“我他妈要出去。”人们说消防员正在路上，所有人都应遵循消防演习程序，但凯文已经开始朝电梯走去。“去你的吧，去你的消防演习程序，”他说，“你要解雇我就解雇我吧。我受够了。”没有其他人动起来。这些杰出的交易员每年赚几百万美元，而现在他们站在周围，等待某些毫无头绪的小丑给出指示。他们给那两架飞机标注了错误的价格。
大街上，人群毫不知情地从地铁里涌出来。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凯文坐上通往上城的地铁，前往父母的公寓；他可能是唯一一个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事的人。他的同事最终被疏散了，当南塔楼轰然倒下时，他们正站在街上，满身灰尘。在危机中，你会意识到，根本没有人深入了解到底他妈的在发生什么，社会就在这种情况下运转。
这家银行不得不将业务迁出纽约市数周。市场很快就开始买进，而且它们是正确的：这次袭击并没有带来太大变化。航空公司倒霉了，但这并不比发生四次可怕的飞机坠毁更糟糕。美联储继续降息。不久，一场金融繁荣就拉开了帷幕。
2004年，凯文离开他稳定又无聊的工作，加入一家欧洲大银行的自营交易部门，工作保障为零，但潜力巨大，这是他一生中比较明智和正确的决定之一。
这家欧洲银行即将开展债务抵押债券业务。股市决定了公寓的大小以及是否买得起维京牌炉具——谁有钱，谁没钱。债券市场决定着狗屎行之有效还是所有人都要喝西北风——谁活着，谁完蛋。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信用一直是最大的推动力。后来所有出错的东西——结构化信用、违约掉期——都曾是好发明。它们能降低风险，或是为公司和投资者提供财务解决方案。问题是执行。21世纪刚过几年，当桌上的钱太多了，道德的指南针开始偏移。
自营交易部门的文化非常富有攻击性。欧洲那些笨拙的银行家想利用他们的存款基础赚钱，因此他们将控制权移交给了纽约和伦敦的交易员，后者像牛仔般开始边狂饮边开车瞎逛，从车里向外开枪。自营交易部门在较低的楼层，“9·11”之后，交易部门下移到这里，好让能赚钱的人保住性命；因此，年薪数百万美元的家伙盯着马路对面的三明治店，而年薪四万的人力资源部门女孩则坐在高层小隔间，可以欣赏美不胜收的河景。自营交易部门没有团队，只有一群人在摆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以找到机会获取丰厚的回报。凯文交易的是信用衍生品和公司债券，诸如航空债务之类。
当你坐上自营交易部门的位置，并把一切做对，那么华尔街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工作了；两年来，他都做得不错。他一年的收入接近一百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是奖金——比以前的工资高几倍——如果他更用心一点，还能赚到更多。他还清了东村公寓的房贷，靠工资生活，把奖金存起来。他没有买汽车或船。他成了纽约顶级餐厅的美食鉴赏家，为食不果腹的艺术家朋友付账单。他不需要更多了。
把世界搞乱的不仅仅是美国的抵押贷款，还有全球信贷。凯文就是其中一员。在这十年的中期，他眼看着信贷泡沫膨胀起来。他没有做错任何事——他在自营交易部门的工作很出色，他不想把它搞砸。他不喜欢听那些家伙说：“把那该死的债务担保证券搞出来就行了，这样咱们今年就能拿到奖金。等它三年后爆炸的时候，咱们根本不会在这儿了。”但是他知道，有些事情不太对劲。他在那家银行总部所在的欧洲国家有一个女友；有次他来到那个国家，看到所有人都在使用这家银行的提款卡，他心想：“这是一家该死的普通银行。又不是美林或贝尔斯登。”像他女朋友这样的普通人在储蓄账户中投入的每一美元，都全被他拿去购买四十美元的债券。
在2005年的某个时刻，德意志银行的销售员向他展示了一笔巨额交易。德意志银行债务担保证券部门负责人格雷格·利普曼正在做空房地产市场——佛罗里达和内华达的所有人都将开始在房贷上违约，而他可能是华尔街大型公司中唯一一个发现这件事的债券交易员——他需要有人帮他承担一些信用衍生产品的风险。“你瞧，这笔交易是这样的，”销售员说，“所有那些他妈的抵押贷款都是狗屎。”但是凯文没接受。当时，一切都是合理的——他从来不明白，为什么在坦帕这样的地方，房子能值什么钱——但他对抵押贷款的了解不够多，不足以让他卷入得那么深，还能在正确的时间脱身。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如果他这么做了，一开始就会损失惨重；在这笔交易给利普曼赚了数百万、给德意志银行赚了十五亿美元之前很久，凯文就离开了自营交易部门。
2005年底，凯文快三十岁了。他跟随老板来到新兴市场部门，在伦敦和纽约之间工作，负责交易公司债券，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基辅等有趣的地方出差。他在每家航空公司都享有白金会员身份，对一些外国城市的了解比美国某些地方更多——在美国某些地方，人们会在卡车里装满补贴价的汽油，开三十英里路去上班。
2006年，一切都腾飞了，人们在购买所有能买得到的金融资产。伦敦的物价如此之高，凯文会在曼哈顿下城的21世纪商场购买一个月分量的袜子，带到伦敦，穿完就扔掉，因为在梅菲尔酒店洗袜子要比在纽约买袜子还贵。这说明有些东西不对劲，它不可能持续下去；到了年末，他开始做空。
他一直以为世界会崩溃，但这个念头出现三四次之后，世界才真的崩溃了。信贷市场是一场过度依赖信心的游戏，以至于当它开始摇摇欲坠，所有人都吓得簌簌发抖，因为他们知道市场已经太大，他们已经无法脱身。
第一次动荡发生在2007年2月，当时，美林与贝尔斯登的一个对冲基金之间发生抵押纠纷。市场混乱了一周——当游泳池里有一堆烤面包机，你肯定不想成为最后一个爬上来的人。凯文以为这是末日的开始，并没有买回做空的股票，但接下来，市场回升了五个月——他完全错了。如果他做对了，他就能在两千万平方英尺的房子里生活了。
7月，在凯文卖出了一堆不值钱的乌克兰债券之后，他所在部门的一个人走到他面前说：“你是这层楼里唯一一个做空的人。你真是个软蛋。”
“这层楼有三百多人，”凯文说，“你不觉得应该有不止一个人做空吗？继续吧，价格摆在这儿——你想要什么就可以买什么，从五百万到一个亿，你要什么我就卖给你什么。”那家伙说他会回来，但是凯文再也没收到过他的消息——谁才是软蛋？
那个月见证了第二次波动。贝尔斯登的那个对冲基金又接到一次追加保证金的要求，这一次它实在是不值得了，以至于贝尔斯登不得不介入，关闭整个基金。银行没有承担损失，而是决定进行融资，这意味着贝尔斯登现在已经感染病毒；这直接导致了第三次动荡。2008年3月，贝尔斯登垮了，凯文是最早拆掉炸弹引线的交易员之一。
2008年9月中旬，凯文凌晨4点降落在一个原苏联国家，打开黑莓手机，在彭博社的新闻软件中看到雷曼兄弟已申请破产。贝尔斯登只是一家抵押债券商店；雷曼兄弟却是完全不同的物种，它是衍生产品的全球参与者，而凯文的银行跟它息息相关。他花了二十四个小时才回到伦敦，然后又回到纽约，在那里，他可以坐在前排欣赏世界末日的到来。
在几周之内，他意识到了这场破坏的规模，必须清理的交易数量——对于每天起床工作来说，这是一个奇妙的时期。这是一个极少数人能够经历的重大时刻。你会发现人们的真实面目。
在他身旁的战壕里，那些普通士兵大都一起坚持战斗；他的老板仍然忠诚，但这些道德准则没能浮到上层。由于这家银行与雷曼的关系，有一天，一位来自高级管理层的人前来寻找替罪羊。他说：“这他妈是谁干的？”最高层的家伙互相推搡，好登上救生艇，同时还在说：“你会没事的。待在这儿别动，解决这本账目的风险，明年我们会帮助你重新开始。”凯文并没有上当：“伙计，我能感觉到自己额头上的红点。”他是一个小卒，而这场棋局只取决于皇后和国王的决定。到年底，一半的交易人员离开，都拿到不错的遣散费；凯文也是其中之一。
他很高兴离开这个行业，他对整件事情持有非常独立的看法。谁该负责？对于任何规模大到如此程度的事情，这都很难说。一方面，他一直认为金融是胡扯。他做的并不是上帝的工作——那只是一份工作，他从不认为它有任何价值。但同时，良好的金融体系对很多人都有利。它使借贷成本保持较低水平；它意味着你在口袋里装一张塑料卡就行了，不用带着金币走来走去。没有华尔街的支持，像硅谷这样的产业不可能发展得如此迅速。
但是，当诸如所罗门之类的私人合伙企业在80年代开始公开上市，当中小型投资银行成为巨型交易中心，当像瑞士联合银行这样笨拙的欧洲银行也开始开展定息债券业务，当《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废除、约束一切的清晰界线被抹去，当薪酬激励变得不正常，当金钱疯狂涌入——华尔街的人们变得贪婪了。
其中，最糟糕的人是罪犯，其他人则只是在做自己心里明知的错事。凯文不知道，答案应该是重新增加管制，还是一场道德上的大扫除。一个像约翰·保尔森这样的对冲基金经理，仅仅靠四处推销一堆纸，一年就能赚三十八亿美元；这太荒谬了，但是怎么才能阻止它呢？恢复格拉斯－斯蒂格尔、回到20世纪50年代，这为时已晚。金融部门已经变得太过庞大——华尔街上的那些头脑本该去寻找绿色能源的解决方案，或是带领下一轮科技爆炸。那些才是这个国家的未来，而银行不是。
凯文花了一年时间旅行，错过了国内经济衰退的大部分时间。
不管怎样，纽约很快就复苏了——2009年春季，有一小段时间，人们不知道自己是否还去得起餐馆。华尔街也以超出所有人预期的速度卷土重来。2010年，凯文拿到另一家欧洲银行的工作，那家银行有着安全的资产负债表。在前十年里，他赚得还不够多，没办法彻底金盆洗手，于是他又再次投身战局。在华尔街，这场金融危机的感觉就像是过了一个减速带。
占领开始时，凯文·摩尔在银行的同事不屑一顾。办公室里的一个人说：“警察应该掏出他妈的警棍闯进去。”但是在中城结束工作后（华尔街的大部分公司不再在华尔街上），凯文来到公园观察了一番，好表明自己的态度，然后他不断回到那里。他喜欢公园的奇观：百老汇大道上自由流动的对话。祖科蒂的场景令他想起80年代的纽约，当时他正在上私立学校，听着Run-DMC，会去时代广场围观三张扑克牌的骗术和警察的突袭——当时的纽约更狂野、更刺耳。
公园里的占领运动给警察部队和附近地区带来很大的压力；如果只是坐在那里，很快就会变得无聊。他们必须找出另外的方法，让议题保持在聚光灯下。但是他很高兴有人在呼吁关注这些问题。对其中一些问题，他有一手经验。
关于占领运动，也有凯文不喜欢的一面。抗议者需要一名市场总监；他认为他们应该谈论百分之零点一，因为他也是百分之一的一部分，而他对政客没有控制权。他还不喜欢某些抗议者妖魔化金融行业的所有从业者，就像他在银行的同事妖魔化公园里的所有人一样。这就像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鸡同鸭讲。
有一次，在去伦敦旅行时，凯文看到一些占领运动的参与者闯入了一家公司的大门，他们以为那是一家投资公司，但搞错了建筑——那其实是一家普通银行支行，而他们的雪球砸中了办公室工作人员。凯文很清楚华尔街的罪行，但抗议者的尖酸刻薄令他感到惊讶。如果他们想带来改变，就必须诉诸银行家本性中较好的那一面。
书名：《下沉年代》著者：[美]乔治·帕克，译者：刘冉，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乔治·帕克，美国作家，记者。
1960年生，毕业于耶鲁大学。自2003年起连续十五年担任《纽约客》专职作者，两获海外记者俱乐部奖。现为《大西洋月刊》专职作者。
作为长期观察员和一线写作者，乔治·帕克深谙美国的历史变迁、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深入从华盛顿到绣带工厂的生命世界，被视为最了解当代美国的作家之一。其作品《刺客之门》《我们的人》先后入围普利策奖，《下沉年代》于2013年因“揭开美国的破碎裂痕”获美国国家图书奖。
2019年，乔治·帕克获希钦斯奖，该奖旨在表彰“为自由表达和追求真理而不顾个人或职业后果”的作家。
刘冉，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学士、硕士，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博士，曾任职于硅谷某科技公司，现为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育政策研究系助理教授，译有《文凭社会》《暴力：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