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韩炳哲（Byung-Chul 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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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新生代思想家。1959年生于韩国首尔，80年代在韩国学习冶金学，之后远渡重洋到德国学习哲学、文学和天主教神学。1994年，以研究海德格尔的论文获得弗莱堡大学博士学位。2000年任教于瑞士巴塞尔大学，2010年任教于卡尔斯鲁厄建筑与艺术大学，2012年任教于德国柏林艺术大学。
西班牙《国家报》（El País）誉其为“德国哲学界的一颗新星”。作品被译成十几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
清新的文风，清晰的思想，深察洞识，切确而犀利的论述，让韩炳哲对于数字时代人类精神状况的批判，显得尤为重要且富于启发。
【编辑推荐】
（1）韩炳哲被誉为“德国哲学界的一颗新星”。他回归哲学的人文传统和批判传统，在学院化的哲学研究之外，独辟哲学写作新境界，在数字媒体时代照察社会情状和人类心灵，被称为“互联网时代的精神分析师”“大数据时代的哲学批判指南”。
（2）兼具韩国人的浪漫气质和德国哲学传统的理性精神。韩炳哲对当代社会的洞察深刻，剖判犀利，而其内在的精神诉求却是宁静沉思的、美学意义的生命存在，具有“东方哲人的细腻与韵味”。
（3）哲学小品式的文字风格，长于思辨，而又胜在言传。韩炳哲的作品简洁、明快，“充满灵性，锋芒毕现”。中译者的认真细致和精敏才思也为中文版增色颇多。
（4）在世界范围内已然成为现象。韩炳哲作品被译成20余种文字，包括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在内的诸多学者对韩炳哲做出了回应和称赞，巴迪欧亲自为其代表作《爱欲之死》作序。
文化间性和多元文化性在许多方面都是一种西方现象。从历史角度看，它们的形成与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有关。从哲学角度看，文化的本质化是它们得以形成的前提，文化间性的观念使得文化获得了一种本质。同时，文化的民族化或种族化也为文化本身注入了一种灵魂。间性（Inter）会把经过本质化的文化引入一种对话关系中。根据这种文化理解，文化交流不是使文化一成不变的过程，而是一种值得推广的特殊行为。
文化间性根据主体间性或人际间性的模式运作。在这一模式下，人类以主体或个体的形象呈现。多元文化性对文化的理解也没有根本不同，人们会用“融合”或“宽容”来克服继而产生的文化差异。如此，多元文化性为相互渗透或相互映照开辟了狭小的空间。霍米·巴巴的间隙通道概念视文化同一性为差异影响的结果，这一概念虽然向文化的去实体化（Ent-substanzialisierung）迈出了第一步，却没有走向超文化的窗口化。
东亚还没有发展出实体存在论的（substanzontologisch）文化概念。此外，人也不是一个定义明确的实体或个体统一体（Einheit），也就是说人不是“人”，没有“灵魂”。中文里的“人”字，指向的也不是实体的人，而是表现“之间”的字符，是一种关系。在个体或主体间后发性地建立关系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ktivität）或人际间性（Inter-personalität）这种西方范畴，对东亚思维来说是陌生的。在所有间性面前，人都是居间的。相应地，“对—话”（Dia-log）也是一个西方概念，东亚文化并不了解“辩—证”（Dia-legein）的善言性。这种对文化的不同理解，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东亚地区甚至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或翻译来描述文化间性。因此，人们使用各种不同的释义，听起来往往非常造作。
无论欧洲文化还是欧洲的文化概念，都表现出很强的内在性。相反，东亚文化缺少内在性，因此可以被渗透，被打开。也正因此，它发展出一种对据为己有、变化，即对新事物更强烈的趋近。东亚文化不是内在回忆（Er-Innerung）或记忆的文化。由于具备更强的开放性，它无须刻意寻求在固定实体间充当中介的那种间性。就其内部状态而言，东亚文化向超文化趋近的态势更强，因为超文化同样是不具有内在性的文化。
东亚思维不以实体而以关系为导向。因此，世界更像是一张网，而不是存在。东亚思维是网状的，这可能是在东亚比在讲求本质的欧洲能更快发生交联的原因，这种交联显然符合亚洲人对世界和自我的理解。东亚与“技术”交联有着非常“天然”的关系。
“多地生活”并不符合东亚对全球化的认知。事实上，在东亚也只有极少数人会与多地结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化尚未触及东亚，只是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来描述它。多元文化性也没有正确反映东亚的文化全球化，对西方多元文化性具有构成性意义的殖民主义和移民并不是东亚特征。尽管缺乏多元文化性，但东亚的超文化特征却越来越凸显。超文化性并不一定以多元文化性为前提。
与文化间性的对话相比，跨文化性强调的是“跨越边界”：“在跨文化交流中，从一个文化单元到另一个文化单元的跨界过程是研究的重点。”沃尔夫冈·威尔什（Wolfgang Welsch）的跨文化思想也强调了文化的跨界动态：“超文化性……想表明……今天的文化结构……理所当然地穿过古典文化边界，并将其超越。”与跨文化性相比，超文化性不会强调跨越边界，它是不同文化形式的无间隔并置。人们不会在超文化空间，即文化的超市场中漫游。不同的文化形式、表象、声音和气味，已经脱离了它们原来的位置，将自己呈现于一个无限的超空间中。超文化的同时性完全没有漫游所固有的广袤性。人们不是在“漫游”，而是在可触及的现在时中“浏览”。这里所强调的漫游并不是超文化的行进方式。在现在时中可以触及一切的地方，出发和到达也就不再被强调。超文化旅行者总是已经到达目的地的旅行者，他既不是“漫游者”，也不是“越境者”。通道和过境不在超文化的空间里。超文化创造了一个单数的此处。当异质的内容无间隔地彼此相邻时，跨越就变得多余了。今天文化状态的特点不是跨，也不是多或间，而是“超”。发生交互或跨越的文化被去边界化、去居处化、去遥远化而成为超文化。
超文化的窗口化不是对话，它缺乏对话的内在性。从某种角度看，超文化是涣散的。超文化旅行者不是诠释学家。超文化之所以不同于多元文化，是因为它对出身、血缘、种族或居处缺少记忆。超文化从不同的表象、符号、标记、图像和声音的密集并置中获取全部动能，是一种文化的超文本。跨文化性恰恰不具备这个维度的“超”。定义当今文化的，不是跨越的广袤，而是时空并置下的切近；全球化的本质特征，不是多元或跨越，而是集聚、联网和凝缩（Verdichtung）的“超”。
威尔什说，文化不是今天才具有跨文化性的，它一直都有。与这种对每个时期、每种文化都曾明显产生影响的跨文化性相比，超文化性则是今天的文化特点。它以特定的历史过程、社会文化过程、技术或媒介过程为前提，并与前所未有的特殊时空体验和同一性构建、感知形式相关。因此，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都不是超文化。超文化性是今天的现象。
本文整理摘编自《超文化：文化与全球化》 [德]韩炳哲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2.11
《超文化：文化与全球化》 [德]韩炳哲 著 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因新技术而加速的全球化进程，正在“去远”文化空间，由此产生的“切近”创造了丰富的文化生活实践和表达形式。全球化进程起到了积累和集聚的作用，异质的文化内容簇拥到一起。不同文化空间相互叠加，相互渗透。时间同样失去边界。簇拥起来的林林总总，不仅让不同地域，也让不同时段失去了遥远性。更准确地反映当今文化之空间性的，不是感知上的跨、间、多，而是超。文化发生了内爆，也就是说，文化被去除了遥远性，成为超文化。
超文化性产生了一种特殊形式的旅行者。超文化旅行者去往的不是反世界，也不是彼处，实际上，他居住在此处与彼处成对称关系的空间里，他就在这儿，“内在空间就是他的家”。在景观的超空间里冲浪或浏览，与朝圣者以及浪漫主义的旅行者的行进方式都截然不同。超文化旅行者从一个此处去往另一个此处，超文化因而是一种关于此在的文化。
超文化旅行者在向文化观光敞开大门的事件的超空间中旅行，因此，超文化旅行者对文化（Kultur）的体验就是文化—旅行（Kul-Tour）。
山寨（Shanzhai）是现代中文的新词，意指假货。诸如山寨主义、山寨文化或山寨精神等表达方式，遍及中国各行各业。人们可以看到山寨图书、山寨诺贝尔奖、山寨电影和山寨明星，诸如此类。最初，这个词仅限于手机行业。山寨手机是指对诺基亚或三星等品牌产品的仿冒品，它们被冠以Nokir、Samsing或Anycat等商标销售。实际上，它们并不只是粗制滥造的假货。就设计和功能而言，它们几乎不逊色于原版。技术或审美方面的修改赋予它们自己的身份（Identität）。它们是多功能的、时尚的。山寨产品最重要的特点是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它们可以很快地适应特殊的需求和情境，这样的产品对于大公司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大公司里的生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山寨充分地利用了情境带来的潜力（Situationspotential）。仅仅凭借这个理由，它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中国现象。
山寨产品的创造性往往优于原作。例如，一种山寨手机增设了一项检测假币的功能，这就使其具有了原创产品的地位。在这里，出其不意的变化和组合带来了创新。山寨诠释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创造力。山寨产品渐渐偏离原作，直至其自身最终突变为原作。已经拥有稳固市场地位的商标不断被修改。阿迪达斯（Adidas）变成了阿迪多斯（Adidos）、阿达达斯（Adadas）、阿达迪斯（Adadis）、阿迪斯（Adis）、达斯达（Dasida），凡此种种。换句话说，人们在用商标玩着一个彻头彻尾的达达主义游戏，这不仅使创造力得以发挥，同时也对经济权力和垄断地位产生了或是戏谑模仿、或是颠覆的效果。颠覆与创造在这里合二为一。
山寨一词，原指山林营寨。在著名的小说《水浒传》中，宋代起义军（包括农民、官吏、商贾、渔夫、僧侣）在山林中安营扎寨，反抗腐败的朝廷统治。单是小说里的这一文学语境，就赋予山寨一层颠覆性的含义。因此，网络上那些模仿官方媒体的山寨表演被解读为针对舆论霸权和权力垄断的颠覆性行为。这一现象表明，人们希望山寨运动能够在政治层面上解构国家权威，释放民主能量。但是，如果将山寨片面地归结为其无政府主义的颠覆性一面，人们就会忽视它作为游戏的创新潜力。至于小说《水浒传》，使其自身接近于山寨的，并不是其反抗的情节，而是其创作和产生的方式。首先，这部小说的作者身份非常不明确。据猜测，构成小说核心的故事是由多位作者撰写的。其次，这部小说有着多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包括70回，而其他的版本则包括100回，甚至120回。在中国，文化产品往往不与作者个人绑定，它们通常来源于集体，而并非某一个才华横溢、富有创造力的个人的表达。它们无法清楚地归属于某一个艺术家主体，并将这个艺术家主体认定为它们的所有者，甚至是创造者。其他的中文经典文学作品，如《红楼梦》，或《三国演义》，也是一再被改写。这些经典都有来自不同作者的不同版本，有些结局完美，有些则不然。
中国当代文坛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况。如果一部小说取得了成功，它的仿制品就会立刻涌现。这些赝品并不总是无效地伪装或竭力接近原作的劣质模仿品。除了明目张胆的商标篡改之外，也有一些赝品通过将原作嵌入新的背景，或赋予惊人的转折来改变原作。这类赝品的创造力基于其主动的转化和改变。例如，《哈利·波特》的成功就推动了这一态势的发展。现在有许多《哈利·波特》的仿写本，以一种变形的方式续写原作。《哈利·波特与瓷娃娃》就对故事进行了中国化处理。书中，哈利·波特与他的中国朋友龙龙和星星一起，在雄伟的泰山上打败了他的东方克星厣道魔，即中国版的伏地魔。哈利·波特在这个故事里能说流利的中国话，但是用筷子吃饭有点费劲。
山寨产品并非意在欺骗。它们的引人之处恰恰在于，它们特别提示了自己并非原作，而只是在与原作游戏。藏于山寨中的赝品以游戏的形式产生了解构的能量。山寨商标的设计也是幽默风趣的。在山寨手机iPncne上，它的商标看起来就像磨损了的iPhone。山寨产品往往有其自身的魅力。其创新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决定这种创新性的并非破除旧有、创造新生时表现出的非连续性和突兀性，而是对修改、变形、组合和转换的游戏兴致。
过程和变化也主宰着中国的艺术史。那些不断改变着大师作品集，并使其不断适应新环境的再造或续作，本身就是大师级的山寨作品。在中国，不断的转化即是一种创造和创新的方法。[28]山寨运动将创新解构为“从虚无中创造”（拉丁语：creatio ex nihilo，或译“无中生有”），那么山寨就是“去—创造”。它把同一性与变化的差异，即把同一性与主动的、积极的差异化对立起来，把存在与过程对立起来，把本质与道路对立起来。以这种方式，山寨体现着真正的中国精神。
自然虽不具备创造性的天赋，但实际上它比最聪明的人类更具创造力。高科技产品往往是自然造物的山寨。自然的创造力源于不断变化、组合和变异的过程。进化遵循的也是不断转化和不断适应的模式。如果西方世界认为山寨不过是欺诈、剽窃和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那么它将永远无法企及山寨中所固有的创造力。
本文整理摘编自《山寨：中国式解构》 [德]韩炳哲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2.1
《山寨：中国式解构》 [德]韩炳哲 著 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中国思想从一开始就是解构的，因为它与存在和本质从根本上决裂开来。“道”（字面意思：道路）本身即是存在和本质的对立面。道是顺应变化的，而本质却是抗拒变化的。在无始也无终的过程中，或者说在道路上，“去—创造”和“非—实体”中的消极性使得存在变“空”。
对于中国思想来说，至关重要的不是有着绝对开始的创造，而是既无始也无终、既无生也无死的连续不断的过程。也正因为如此，东亚思想中既没有出现海德格尔那种对死亡的强调，也没有出现阿伦特那种对出生的强调。
过程和变化也主宰着中国的艺术史。那些不断改变着大师作品集，并使其不断适应新环境的再造或续作，本身就是大师级的作品。在中国，不断的转化即是一种创造和创新的方法。山寨运动将创新解构为“从虚无中创造”（“无中生有”），那么山寨就是“去—创造”。它把同一性与变化的差异，即把同一性与主动的、积极的差异化对立起来，把存在与过程对立起来，把本质与道路对立起来。以这种方式，山寨体现着真正的中国精神。
如今，随处可见一种痛苦恐惧症，一种普遍的对痛苦的恐惧。人们对痛苦的忍受度也在迅速下降。痛苦恐惧症导致一种长效麻醉。人们对所有痛苦状况避之不及，甚至连爱情的痛苦也渐渐变得可疑起来。这种痛苦恐惧症也蔓延至社会性事物。冲突和分歧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因为它们很可能导致令人痛苦的争论。痛苦恐惧症也席卷政治领域。一致之强制和共识之压力与日俱增。政治安守在一个妥协1区域，失去一切生机与活力。别无选择成为一剂政治止痛药。弥漫的中庸之气治标而不治本。人们不再争辩，不再奋力寻求更好的理据，而屈服于制度强制。一种后民主蔓延开来，这是一种妥协的民主。
妥协社会与功绩社会相伴而生。痛苦被看作虚弱的象征，它是要被掩盖或优化的东西，无法与功绩和谐共存。苦难的被动性在“能”（Können）所支配的主动社会中没有立足之地。如今，痛苦被剥夺了所有表达的机会，它被判缄默。妥协社会不允许人们化痛苦为激情，诉痛苦于语言。
妥协社会也是一个点赞的社会。它沉溺于讨喜的妄想中。一切都被磨光、理平，直至称心如意。赞是表征，是针对当下的止痛药。它不仅掌控社交媒体，也席卷所有文化领域。任何事物都不该带来痛苦。不仅艺术，就连生活本身也要够得上在Instagram晒一晒的标准，去除可能引发痛苦的边缘和棱角、冲突与矛盾。人们忘记了，痛苦有清洁之能、净化之功。讨喜文化则缺少净化的可能。在讨喜文化的表面下积聚着肯定性之渣滓，人们在这些渣滓中窒息而死。
病毒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面镜子，它揭示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社会。如今，人们将生存绝对化了，仿佛我们正处于持续的战争状态。生命的所有力量都被用来延伸它的长度。妥协社会是一个生存社会。面对大流行病，为求生存的激烈斗争在病毒的刺激下逐步升级。病毒侵入妥协的舒适区，并将其变为隔离场所，生命（Leben）在这里完全僵化为生存（Überleben）。生命越像生存，人们就越畏死。“痛苦恐惧症”的尽头是“死亡恐惧症”。
为求生存的战斗必须用对美好生活的“操心”（Sorge）来对抗。被生存癔症控制的社会是一个僵尸社会。对于死来说我们太生机勃勃，而对于生来说我们又太死气沉沉。当我们的关注点仅为生存，那我们与病毒这种不死之物无异，同样只为繁衍；或说只为生存，不为生命。
我们可以把安徒生童话《豌豆公主》作为晚期现代人类超敏感性的一个隐喻。床垫下的豌豆给未来的公主造成如此多的痛苦，让她彻夜难眠。如今的人们可能就患有“豌豆公主综合征”。这种痛苦综合征的矛盾之处在于，痛因越来越少，而痛感越来越强。痛苦的程度无法客观确认，只能主观感受。“痛苦之无意义”伴随着日渐高涨的对医学的期待，让哪怕是很小的痛苦都显得难以忍受。我们不再拥有意义关联、叙事、更高的审查机构以及目的等有可能超越痛苦、让痛苦变得可以忍受的东西。如果豌豆消失了，人们就会开始抱怨床垫太软，让人受罪。其实，真正让人痛苦的恰恰是漫长而无意义的生命本身。
如今我们不愿让自己遭受痛苦，然而痛苦却是为新生事物和全然他者接生的助产士。痛苦之否定性使同者中断。在妥协社会这座同质化的地狱中，痛苦之语言、痛苦之诗意是不可能存在的，它只能容纳“快乐的散文”，也就是“阳光下的写作”。
如今，像耐心与等待这样的精神状态也日渐消磨。强制追求全然的可用化使人们失去了真实性，而耐心与等待则能使这种真实性再度变得触手可及。在漫长与迟缓中的耐心等待，表现出一种特别的意向性，一种向不可用之物靠拢的姿态。重要的不是等待什么（Warten-auf），而是在什么状态下等待（Warten-in），其特征在于一种恳切（In-Ständigkeit）1，它依偎在不可用之物身边。弃绝是无意向之等待的基本特征。弃绝本身也在给予，它使我们易于接受不可用之物，它与消费相对立。海德格尔曾说，“悲伤地承受着不得已的弃绝，做出牺牲”，亦是一种“接受”（Empfangen）。痛苦并非对缺少什么的主体性感受，而是一种接受，或说是“存在之接受”。痛苦即赠礼。
如今的我们完全失去了“灵魂赤裸”“揭蔽”，以及“对于他者的痛苦”。我们的灵魂仿佛长满老茧，使我们在面对他者时漠不关心、无动于衷。数字化的气泡也越来越将他者屏蔽在外。围绕着他人的清晰的畏惧，完全让位于围绕着自己的散漫的畏惧。没有“对于他者的痛苦”，我们就无法触及“他者的痛苦”。
毫无痛苦、永久幸福的生命将不再是人类的生命。追踪并消除自身否定性的生命，自身也将不复存在。死亡与痛苦难分彼此，在痛苦中人们可以预见死亡。想克服一切痛苦的人，也必将抹除死亡。然而，没有死亡和痛苦的生命便不是人类的生命，而是僵尸的生命。人类为了生存而将自己消灭。他或许能获得永生，可代价却是自己的生命。
本文整理摘编自《妥协社会：今日之痛》 [德]韩炳哲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2.11
《妥协社会：今日之痛》 [德]韩炳哲 著 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如今，随处可见一种痛苦恐惧症，一种普遍的对痛苦的恐惧。人们对痛苦的忍受度也在迅速下降。痛苦恐惧症导致一种长效麻醉。人们对所有痛苦状况避之不及，甚至连爱情的痛苦也渐渐变得可疑起来。这种痛苦恐惧症也蔓延至社会性事物。冲突和分歧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因为它们很可能导致令人痛苦的争论。痛苦恐惧症也席卷政治领域。一致之强制和共识之压力与日俱增。政治安守在一个妥协区域，失去一切生机与活力。
妥协社会与功绩社会相伴而生。痛苦被看作虚弱的象征，它是要被掩盖或优化的东西，无法与功绩和谐共存。苦难的被动性在“能”所支配的主动社会中没有立足之地。如今，痛苦被剥夺了所有表达的机会，它被判缄默。
新自由主义的幸福预期物化了幸福。幸福绝不仅仅是众多能带来更高绩效的积极情感之总和，它对优化逻辑避之不及，不可用性是其特征。幸福中蕴含着否定性，真正的幸福绝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使幸福免于被物化的恰恰是痛苦。痛苦承载着幸福，使幸福长久。“痛并快乐着”并非矛盾的修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