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父母都不会忘记他们第一次抱起自己孩子的那一刻———从医院的毯子里露出一张皱巴巴的小脸儿，一个全新的人。我伸出双手，把我的女儿抱在怀里。我不知所措，几乎无法思考。
(资料图)
之后，我到外面徘徊了一会儿，以便母亲和婴儿可以休息一下。那是2月底的新英格兰，凌晨3点钟。人行道上结了冰，空气中细雨绵绵，冷意丝丝。我漫步在雨中，思绪万千。猛然间，一个想法出现在我的脑海中：等我的女儿达到我这个年龄的时候，将会有近100亿人行走在这个地球上。
我一下子停下了脚步，心里想：到那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跟天下的父母一样，我希望我的孩子长大成人后身心舒畅，生活适意。而此时，我仁立在医院的停车场上，似乎突然觉得这一切都不太可能了。我在想：这可是100亿张嘴啊，如何才能够喂饱他们呢？200亿只脚——鞋子够穿吗？100亿个躯体——如何为他们提供栖身的住所？这个世界是否足够大，足够富裕，让所有人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还是说，我把孩子们生在了一个全面崩溃的时代？
在我开始做记者的时候，我浪漫地把自己想象为一个历史的见证人。我要把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的重要事件记录下来。直到我真正开始工作，才意识到一个明显的问题：我所认为的重要事件是什么？我的第一篇报道实际上是为一张严重的车祸照片配上说明文字，这显然不是那种重要事件。但是，重要事件的标准是什么？数百年后，什么将会是历史学家眼中我们今天最有意义的发展呢？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科学与技术的发现”。我想了解各种疾病的治疗、计算机能力的崛起、物质和能量奥秘的破解。然而，后来我发觉，重要的与其说是新知识的出现，不如说是新知识带来的好处。20世纪70年代，当时我在读高中，在这个世界上，大约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挨饿——用联合国喜欢的术语来说是“营养不良”。今天，联合国给出的数据是，每十个人中有一人“营养不良”。在这40多年中，全球人类的平均寿命提高了11年还多，其中寿命的提高大部分发生在贫困地区。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数亿人已经摆脱了贫困，几乎跻身中产阶级的行列。在人类历史上，这种幸福感的激增以前从未出现过。这是这一代人及其前辈的标志性成就。
富裕并不是均衡的，也不是公平的；数以亿计的人并不富裕，还有数以亿计的人正在变得更加贫困。尽管如此，在全球范围内-未来将拥有100亿人的全球范围内——财富的增长是不可否认的。实夕法尼亚州的工厂工人和巴基斯坦的农民可能都处在挣扎和愤怒之中，但按照过去的标准，他们也是富人。
我写下这段话的时候，世界上大约有73亿居民。大多数人口统计学家都认为，2050年左右，世界人口将达到或非常接近100亿。大概到了那个时候，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其数量可能会开始趋于稳定——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将处于“更替水平”，即平均而言，妇女所生育子女的数量仅够替代她们和她们的伴侣。经济学家们说，在任何时候，世界的发展都应该会持续下去，无论多么不平衡，无论多么缓慢。这意味着，当我的女儿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世界上的100亿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将属于中产阶级。工作、住房、汽车、花哨的电子产品、各种消遣享受——这些都是富裕人群所追求的（难道这有什么不应该吗？）尽管历史告诉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会找到办法，但我们很难不为我们的孩子所面临的艰巨任务感而忧心。那可是几十亿个工作岗位，几十亿个家庭，几十亿辆汽车，无以计数的各种享受的需求啊。
我们能够提供这些东西吗？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完整的问题是：我们能够提供这些东西而不破坏其他很多东西吗？
随着我的孩子们逐渐长大，我利用新闻采访的机会，与欧洲、亚洲和美洲的专家们交流。多年来，我积累了很多与他们的对话成果。在我看来，针对我提出的问题，我得到的回答大致可分为两大类，每一类都与生活在20世纪的两位美国人中的一位有关（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这两人都不是为公众所熟知的人物，但是，其中一位往往被称为那个世纪出生的最重要的人，另一位则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文化和知识运动的主要创始人。他们都认识到并试图解决我的孩子们的后代将面临的根本问题：如何在下一个世纪生存下来，同时又不会引发令人痛苦的全球灾难。
这两个人几乎互不相识——据我所知，他们只见过一次面；他们也并不关心彼此的工作。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创建基本的知识蓝图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今天，世界各地的机构都利用这些知识蓝图来理解我们的环境困境。遗憾的是，他们的蓝图是相互矛盾的，因为他们对生存问题的答案截然不同。
这两人分别是威廉·沃格特（William Vogt）和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
沃格特出生于1902年，他为现代环境保护运动制定了基本理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创立了一种理念，这种理念被汉普郡学院（Hampshire College）人口学家贝西·哈特曼（Betsy Hartmann）称为“世界末日环境论”（apocalyptic environmentalism），意思是，除非人类大幅减少消费，否则，不断增长的人口数量以及由此产生的消费需求将压垮地球的生态系统。沃格特在其畅销书和有影响力的演讲中指出：富裕不是我们最大的成就，而是我们最大的问题。他说，我们的繁荣是暂时的，因为这种繁荣的基础，是我们向地球索取的，而且已经超出了地球所能给予的。如果我们继续以这种方式发展下去，不可避免的结果将是全球范围的毁灭，也许包括我们人类的灭绝。削减！削减！这是他的口头禅。不这样的话，大家都会输掉！
在沃格特出生12年后，洛格出生了。他所代表的理念被称为"技术乐观主义"(techno-optimism)或"丰饶主义"(comucopianism),根据这种观念,理性应用科学技术可以帮助我们走出生态困境。博洛格践行了这一观念,他是20世纪60年代进行"绿色革命"探索运动的关键人物;这场革命将高产的作物品种与农业技术相结合,在世界范围提高了粮食产量,让数千万人不至于死于饥饿。对于博洛格来说,富裕不是问题,而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人类只有变得更富有、更聪明、知识更渊博,才能创造出能摆脱我们所面临的环境困境的科学。创新!创新!这是博洛格的口号。只有采用这种方式,大家才能够胜出！
无论是博洛格,还是沃格特,他们都认为自己是直面地球危机的环保主义者。他们的光芒都盖过了合作者的重要贡献。他们的相似之处也就仅限于此了。在博洛格看来,人类的聪明才智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举个例子,他认为,通过使用绿色革命的先进方法来提高每英亩川的粮食产量,农民就不必耕种那么多英亩的土地。(研究人员称之为博洛格假说。)沃格特的观点正好相反。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削减。正如他的追随者们所说,人类不应该种植更多的谷物来生产更多的肉类,而应该"摄入食物链低端的食物"。如果人们少吃牛肉和猪肉,宝贵的农田就不必用来种植喂养牛和猪所用的饲料。地球生态系统的负担也将会减轻。
我把这两种观点的拥是分别看作巫师派和先知派--巫师派揭开了技术操纵的奥秘，先知派谴责我们疏忽大意的后果。博洛格已经成为巫师派的榜样，沃格特则从许多方面看都是先知派的创始人。
几十年间，博洛格和沃格特沿着相同的轨迹前行，但他们很少相互承认。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第一次会面以意见分歧而告终。据我所知，在那之后，他们再也没有说过话。他们之间也从来没有过书信往来。他们在各自的公开演讲中都提到过对方的观点，但一次都没有附上对方的名字。沃格特反倒不指名地谴责了那些“受蒙骗”的科学家，声称正是这些科学家加剧了我们的问题。而博洛格则嘲笑他的对手们是反对各种新技术的“卢德分子”。
现在，这两个人都已经过世了，但他们的追随者们仍在彼此敌对。事实上，巫师派和先知派之间的争论愈演愈烈。巫师派认为，先知派强调削减，这在思想上是不诚实的，是对穷人的漠不关心，甚至是种族主义者的行径（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忍饥挨饿的人都不是白种人）。他们说，追随沃格特的脚步，就是走上一条倒退的、狭隘的道路，是致使全球陷入贫困的道路。先知派则嘲讽说，巫师派对人类智慧的坚信是不动脑筋、不懂科学的结果，甚至是被贪婪驱使的（因为使发展保持在生态限度之内有损企业利润）。他们说，追随博洛格的脚步，充其量只能推迟不可避免的清算日的到来——活动家们将其称为"生态灭绝"。"随着两派之间相互指责行为的升级，有关环境保护的对话越来越像是聋人的对话，两边都听不得对方的任何异议。如果我们不是在讨论我们孩子的命运，那么谁对谁错，也许还无关紧要。
巫师派和先知派与其说是两个理想的类别，不如说是一个连续统一体的两端。理论上，他们应该在中间相遇。人们可以在这里缩减一点沃格特的观点，在那里扩展一点博洛的风格，如此这般。有些人认为，就应该这样做。但是，与其讨论这样分类是否完美（并不完美），不如讨论它是否有用。环境问题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其解决方案（或一般认定的解决方案）由这两种方法中的一种或另一种所主导。如果一个政府说服其公民花费巨额资金，采用先知派所提倡的高科技隔热材料和低用水量的水管改造办公室、商店和住宅，那么这些公民也会抵制为巫师派新设计的核电站和巨大的海水淡化设施买单。那些支持博洛格并接受高产转基因小麦和水稻的人也不会追随沃格特，去放弃牛排和猪肉，改吃对环境影响小的素食汉堡。
而且，船大了就不好掉头。如果选择巫师派的路线，转基因作物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培育和测试出来。同样，碳封存技术和核电站也无法立即部署。先知派的方法，例如大面积种植树木，以便从空气中吸收二氧化碳，或者将世界粮食供应与工业化农业脱钩，这些同样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奏效。改换路线并不容易，走哪条路的决定一旦做出，就很难更改了。
最重要的是，沃格特派和博洛格派之间的冲突之所以激烈，是因为那更多是关于价值观而非事实的冲突。尽管这两个人很少承认这一点，但他们的主张背后有着道德和精神愿景，也就是对世界以及人类在其中所处地位的认识。也就是说，与经济学和生物学的讨论交织在一起的，还有关于"应当"和"应该"的低语。一般来说，追随沃格特观点和博洛格观点的人比这两个人自己更明确地表达了这些观点。而这些观点从一开始就存在。
先知派认为世界是有限的，而人是受环境制约的。巫师派则认为有无限的可能性，而人类是这个星球上老谋深算的管理者。巫师派认为，增长和发展是我们这个物种的命运和福祉，先知派则将稳定和保护视为我们的未来和目标。巫师派把地球视为一个工具箱，里面的东西可以随意使用；先知派则认为，自然世界体现了一种不应该被随意扰乱的总体秩序。
这些愿景之间的冲突不是善与恶之间的冲突，而是关于美好生活的不同理念之间的冲突，是优先考虑个人自由的道德秩序与优先考虑所谓关联的道德秩序之间的冲突。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的格局充斥着由大企业主导的全球市场，对于博洛格来说，这些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尽管总是需要进行纠正。这一派强调个人的自主性、社会和实体的流动性，以及个人的权利，这种强调引起了共鸣。沃格特有不同的想法。他在1968年去世之前就已经开始相信，西方的消费社会有一些根本性的错误。人们需要生活在更小、更稳定的社群里，与土地更亲近，同时控制全球市场对资源的疯狂榨取。消费社会的倡导者所鼓吹的自由和灵活性只是一种幻觉；如果个人生活在类似原子化的孤立环境中，与自然隔绝，与他人隔绝，那么他们的权利就毫无意义。
这些争论是有历史渊源的，它们起源于很久以前的争辩。伏尔泰和卢梭曾经因自然法是不是人类的真正指南而发生争执。杰斐逊和汉密尔顿就公民的理想人格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罗伯特·马尔萨斯（Robert Malthus）嘲笑激进哲学家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和尼古拉·德·孔多塞（Nicolas De Condorcet）的主张，即科学可以克服物质世界所设定的限度。达尔文理论的著名捍卫者T.H. 赫胥黎（T.H.Huxley）与牛津主教塞缪尔·威尔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就生物法则是否真正适用于有灵魂的生物而针锋相对。约翰·缪尔（John Muir）是原始荒野的捍卫者，他与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展开了辩论，平肖是森林管理专家团队的倡导者。生态学家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和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打赌，想看看聪明才智能否战胜匮乏。在哲学家兼评论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看来，所有这些斗争都是两种类型的技术之间长达数百年抗衡的一部分。"一种是专制的，另一种是民主的。前者以制度体系为中心，非常强大，但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后者以人为中心，力量较弱，但却是睿智应变且持之以恒的。"以上种种，都至少部分关系到我们这个物种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关于我们这个物种本性的辩论。
同样，博洛格和沃格特在这场争论中有自己的立场。他们都认为，在地球上的所有生物中，只有智人能够通过科学了解这个世界，并且这种经验知识可以引导社会走向未来。然而，也正是从这一点上，两人开始分道扬镳。其中一人认为，生态研究揭示了我们这个星球无可否认的局限性，也告诉人类应该如何与这些限制共处。另一个人认为，科学可以让我们知道该如何跨越其他物种无法逾越的障碍。
那么，谁是正确的？是沃格特，还是博洛格？是脚踏实地好，还是冒着不确定的风险生活在梦想中好？是削减，还是生产更多？
选巫师还是选先知？对于我们这个拥挤不堪的世界来说，再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问题了。无论愿不愿意，我们的子孙都得回答这个问题。
本书无意对我们面临的环境困境做全面的详细调查。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我都没有谈及，许多问题我也都没有讨论。这些主题太大、太复杂，一本书是写不下的——就算有那么一本书，恐怕也没有人想读。在本书中，我描述的是两种思维方式，对可能的未来的两种看法。
本书也无意为明日勾画蓝图。本书没有提出任何计划，也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行动方案。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本人的观点：在我们这个互联网时代，吵吵嚷嚷提建议的专家实在太多了。比起指点别人该怎么做，尽我所能将我所看到的、发生在我周围的事情展示出来，我的心里更有底。
在第一章中，我先从总体概述生物学对物种发展轨迹的看法，也就是说，为什么人们会认为智人真的会有未来。生物学家告诉我们，如果有机会，所有物种都会过度扩张、过度繁殖、过度消费。然后，它们不可避免地会碰壁，遭遇灾难性的后果，而且，这种灾难性后果通常只会提前到来，绝不会延迟。从这个角度来看，沃格特和博洛格一样，都被蒙蔽了。在这里，我的问题是：针对这一点，是否有理由相信科学家们错了？
接下来，我把话题转向沃格特和博洛格这两个人本身。关于沃格特，我将描述他如何在从前的郊区长岛出生，如何从脊髓灰质炎中死里逃生，如何在秘鲁海岸考察时转向了生态学。我以他那本小册子《生存之路》（The Road to Survival，1948年）的出版作为他故事第一部分的结尾。《生存之路》是现代第一本表示“我们都在劫难逃”的书。这本书意在基于客观科学敲响警钟，但它对我们应该如何生活也有隐含的愿景，是一种道德宣言。沃格特是第一位以现代形式将环境保护主义的主要原则整合在一起的人，可以说，环境保护主义是20 世纪最成功、持久的意识形态。
博洛格的故事也始于他的出生。他出生在艾奥瓦州一个贫穷的农业社区。那个时候，亨利·福特发明了一种拖拉机，这种拖拉机制造成本低，可以廉价销售，对博洛格来说，这真是个天大的好事，拖拉机可以替代他在农场的劳动，使他得以从他所认为的无休止的苦役中摆脱出来。他也因此得以上大学。此后，他通过勤工俭学，度过了大萧条时期。一连串的意外经历促使他投身于最后促成绿色革命运动的研究项目。2007年，在博洛格93岁的时候，《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发表社论称：“可以说，【博洛格】挽救的生命比历史上任何人都要多，也许他救了10亿人。”
在本书的中间部分，我将引导读者从沃格特和博洛格的视角、以他们的方式进行思考，审视一下即将到来的四大挑战——粮食、水、能源、气候变化。有时，这四大挑战会使我想起柏拉图的四要素——土、水、火、气。土代表农业，也就是我们该如何养活世界上的人。水指饮用水，它与食物一样至关重要。火代表能源供应。气代表气候变化，那是我们渴求能源的副产品，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土：大多数农学家认为，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2050年，粮食产量就必须增加50%或者更多。不同的研究模型根据不同的假设，给出的预测有所不同，但所有的模型做出的预测都认为，需求增长的原因是人口数量的增加和人类富裕程度的提高。除了少数例外，富裕起来的人都希望消费更多的肉类。为了饲养更多的肉畜，农民需要种植多得多的谷物。巫师派和先知派有着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这些需求。
水：虽然地球表面的大部分地区都被水覆盖，但只有不到1%的水是可获取的淡水。而对于水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这一增加是粮食需求不断增长的必然结果——全球用水量中，近3/4的水被用于农业。许多水资源研究人员相信，到2025年，可能有多达45亿人缺水。和在粮食问题上一样，对于水资源问题，博洛格和沃格特的追随者也用不同的方式做出了回应。
火：预测未来世界将会需要多少能源，这取决于一系列的假设：例如，在大约12亿没有电能可用的人口中，未来有多少人将能够真正用上电，以及将以何种方式提供这些电能（太阳能、核能、天然气、风能、煤炭）。尽管如此，据我所知，对未来需求进行评估的每一次尝试的要点都是，人类将需要更多的能源——可能用量相当大。对此应该如何处理，博洛格派和沃格特派有不同的看法。
气：在这四大要素中，气候变化是个另类。其他三个要素（粮食、淡水、能源供应）反映了人类的需求，而气候变化则是满足这些需求的过程产生的不良后果。前三项是为人类提供福利：餐桌上的食物、水龙头里的水、家里的暖气和空调。而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好处是看不见的，因为那是在避免未来的问题。社会的发展使其成员经历了痛苦的变化，然而，幸运的是，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事情发生。温度没有升高太多，海平面大致保持在原来的位置。难怪巫师派和先知派在应该如何实践上意见不一致！
与其他几个要素相比，气候变化还有一个不同之处。世界人口数量日益增长，对粮食、水和能源的需求也会增加，很少会有人对此提出异议。然而，说到气候变化，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气候变化并不是真实存在的，或者不是人类活动造成的，或者是变化小到不值得为之烦恼担忧。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分歧很大，无论是哪一方，都很容易冲动地说：“好吧，如果他相信这个说法，只能说他属于另一类，对他说的任何事情都别当回事！”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我将对气候变化的讨论分成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我请求怀疑论者接受——只是暂时接受——气候变化是未来的确会出现的问题。这样，才可以看看持博洛格观点的人和持沃格特观点的人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在本书的附录中，我将说明，一些怀疑论者在哪些方面可能是正确的。
本书提出的问题不是“我们将如何解决这四个挑战”，而是“沃格特或者博洛格会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在本书的最后部分，我讲述了这两个人的最后岁月，两个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都很忧郁。在收场白中，我采用开放式、带有哲理的结尾，将话题拉回为什么有理由相信我们这个物种能够胜出，甚至会繁荣昌盛的讨论。”
《巫师与先知》是关于知识渊博的人如何选择未来的思考，并不涉及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这是一本关于未来，但并不做预测的书。
在读大学的时候，我阅读过两部持沃格特观点的经典著作：生态学家保罗·埃利希的《人口炸弹》（The Population Bomb，1968年）和几位计算机模型专家写下的《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1972年）。引人注目的是，《人口炸弹》以一个雷鸣般惊人的断言开篇：“养活全人类的战役已经结束。”此后的事情每况愈下。1970年，埃利希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门的人：“在未来15年的某个时候，末日将会到来。我所说的‘末日’，是指地球彻底无法养活人类。”而在《增长的极限》这本书里，作者还是给人类留有更多的希望。书中写道，如果人类彻底改变其行为方式，就可以避免文明的崩溃。否则，研究人员称，"这个星球将在未来一百年内的某个时候达到增长的极限”。
这两本书让我惊恐万分。我成了沃格特那一派的人，坚信如果我们这个物种还不悬崖勒马，人类的事业就会崩溃。此后又过了很长时间，我突然意识到，先知派的许多可怕预言并没有成真。正如《人口炸弹》所预测的那样，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饥荒。在那个10年里，可怕的饥荒使印度、孟加拉国、柬埔寨、西非和东非遭受了极其严重的破坏。但是，饥饿导致的死亡人数远未达到埃利希所预测的“数亿人”。根据英国发展经济学家斯蒂芬·德弗罗（Stephen Devereux）所做的一项被广泛接受的统计，在这一时期，饥荒夺走了大约500万人的生命，其中大多数死亡是由于战争，而不是环境枯竭。事实上，与过去相比，发生饥荒的次数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变得越来越少了。到1985年，尽管人们经受了一些难以弥补的可怕损失，但并没有发生像埃利希声称的地球崩溃那样的事件。1969年，埃利希曾警告说，杀虫剂会导致致命的心脏病、肝硬化、癌症等疾病的流行，而事实上，这种情况同样没有发生。农民们继续在田地里喷洒农药，但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并没有像他所说的那样，“到1980年下降为42岁”。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开始从事科学记者的工作。我遇到了许多巫师派的技术专家，渐渐地，我对他们钦佩有加。我成了博洛格派的人，对我之前所接受的灾难性前景的观点嗤之以鼻。我相信，人类的聪明才智曾让我们渡过难关，将来也会如此。考虑到近来的种种发展，不这么想倒是悲观得可笑了。
话虽然这么说，但现如今，出于我对自己孩子们未来的担忧，我仍然要不吝言辞。我撰写这本书的时候，女儿在读大学，正走向一个看起来更加拥挤、更加有争议的未来，一个越来越接近社会、物质和生态极限的未来。
100亿富裕的人民！这个数字是史无前例的，困难也是前所未有的。也许，与我之前的悲观一样，我现在的乐观也缺乏事实依据。或许，最终沃格特是对的。
就这样，我在这两种观点之间摇摆不定。在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我相信沃格特是正确的；在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六，我又选择了博洛格。而到了星期日，孰是孰非，我茫然无知。
我写这本书是为了满足我个人的好奇心，同时也想知道，我是否能够借此对我的孩子们将要走的道路管窥一斑。
本文整理摘编自《巫师与先知：两种环保科学观如何帮助人类应对生态危机》，（美）查尔斯·C·曼恩 著 ；2023.3
《巫师与先知：两种环保科学观如何帮助人类应对生态危机》
作者：（美）查尔斯·C·曼恩
出版时间：2023年3月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作者简介】
查尔斯·C·曼恩，美国国家学院科学传播奖得主，科学记者，《大西洋月刊》、《科学》和《连线》杂志的撰稿人，为《财富》杂志、《纽约时报》、《史密森尼》、《名利场》、《华盛顿邮报》供稿，还为HBO电视台的连续剧《法律与秩序》撰写过脚本。
在杰作《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和《1493：物种大交换开创的世界史》之后，查尔斯·曼恩再次发挥了他的新闻精神，研究了大量的科学数据，采访了许多专家和学者，包括环境专家、能源专家、农业学家、气象学家、生物学家等。他实际走访世界各地，与环保主义者、政治家、农业人员和政府官员进行谈判。同时，他还发挥了作家的能力，通过撰写两位生态巨匠——先知沃格特和巫师博洛格的生平和贡献，交织出这个既紧迫又让各方人争得面红耳赤的环境论战史《巫师与先知》。
【译者简介】
栾奇，女，博士，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德国曼海姆歌德学院（结业）、德国海德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肄业）、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访学于香港城市大学；曾在东北师范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任教，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商务印书馆英语编辑室主任，兼任上海辞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辞书学会全国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发表论文及文章十余篇、原创文学作品四篇，出版专著一部、译著三部、专业辞典（副主编、分类副主编）两部，网络出版格林童话（改编）120集；现专职从事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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